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党前夕和建党初期，早期共产党人主办的革命报刊在动员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经过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后，逐渐找到了进行武装斗争、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舆论工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笔杆子”用来喻指舆论和舆论工作，与喻指武装斗争的“枪杆子”相提并论，可见中国共产党对舆论和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知和实践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以及蔡和森、恽代英、萧楚女等，无一不高度重视舆论工作。他们都以自己的报刊活动形成革命舆论，一方面发挥了影响万众之心和进行社会动员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以此为瓦解敌阵的锐利武器且屡屡显现出其功效。“笔杆子”成为对敌舆论战场上锐利武器的别称。

1917年5月，李大钊在《乐亭通信》中说：“吾友容君伯挺，尝为余言，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以余之所经验者证之，诚为不谬……此次外交问题，乡间亦颇注意……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不惟不可漠视，且较都市中人，共和则群趋共和，帝制则群趋帝制，徒为一时势力之气焰所趋役，以致丧其识察之真知真觉者，真实确正万分矣。”[1]李大钊赞成容伯挺“真正之舆论在乡间，不在都会”的说法，而且用自己的经验对此进行了验证和论证。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毛泽东早年对革命舆论工作的重视，可见于如下记载：1919年12月18日，他率领赴京驱张（笔者注：“张”即指湖南督军、反动军阀张敬尧）代表团到达北京。“到京后，经与各方协商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与‘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毛泽东重视新闻舆论的力量，成立了平民通讯社并任社长。他起草了大量驱张宣言、通电、文稿，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2]“大量驱张宣言、通电、文稿”，是激起舆论的内容；“分送京、津、沪、汉各报发表”，则是舆论传播。这表明他将“造舆论”直接服务于对敌斗争。

陈独秀关于舆论的见解颇有特色。他将舆论与群众心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他看来：“舆论就是群众心理的表现，群众心里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3]实际情况也证明：舆论与群众心理联系紧密。历来就有“言为心声”之说。舆论通过“言”（意见公开表达）的方式得以体现（众人的意见公开表达且形成交集），而所言的即为自己的“心声”。舆论与群众心理的联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进而言之，群众心里如果是盲目的，那么舆论也将是盲目的。此见解在今天依然有启发性：在任何时候对公众舆论都有引导的必要性。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应结合心理引导一并进行。当下，在自媒体时代，在社会舆论场域中，舆情层面的情绪很容易被激发、被调动、被引爆，而情绪既属于群众心理范畴，又属于社会舆情层面。因此舆情引导和舆论引导同样重要，引导群众心理和引导舆论舆情同等重要。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就关注盲目的舆论并将舆论区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两类。他说：“古今的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他同时指出了舆论成事和舆论败事这样两种可能性。故对产生不同作用的舆论应区别对待。应当说，这一见解具有相当的深刻性。对于“不合理的”“造过许多罪恶”的舆论，当然不能视而不见或逆来顺受，而应进行反抗。在当时，反动统治者“造过许多罪恶”的舆论，对进步人士造成了压迫之势。正因为如此，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明确宣称：“本志宗旨，重在反抗舆论。”[4]“重在反抗舆论”，是《新青年》杂志的办刊宗旨，同时也成了他和杂志的行动纲领。不同舆论产生不同效果，这一论述给今天的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启示是：要将盲目的、自在的舆论，引至积极的、自为的舆论方向；通过有效的引导，扩大导向正确的舆论的影响，消除导向错误的舆论的影响。这是新闻舆论工作者重大的职责和使命。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负责主编《政治周报》，意在“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他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提出了对敌舆论斗争的重要主张：“请看事实”。文章道：“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5]在对敌舆论斗争中，毛泽东针锋相对，坚持用事实说话，基于事实形成己方舆论、粉碎敌方舆论，充分发挥了事实在舆论斗争中所具有的雄辩力量。

（二）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舆论斗争

在中央苏区建立后，红色政权创办了数量众多的报刊，使之发挥了形成革命舆论、动员群众、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成为对敌进行舆论斗争的锐利武器。2011年，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红色记忆——中央苏区报刊图史》一书通过统计数据表明，中央苏区的各类报刊达到了312种，差不多是传统所说中央苏区只有34种报刊的近10倍。在这些报刊之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斗争》《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等4种报刊。当时各报刊的重要社论，大都由苏区中央局、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亲自撰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闻天、任弼时、陈云、李富春、李维汉、博古、杨尚昆、邓小平等都为《红色中华》《斗争》等中央苏区报刊撰写过社论和文章。[6]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把宣传工作当作“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7]主张“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8]把报刊当做“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武器”，发挥“一枝笔杆子”抵得上“三千毛瑟精兵”[9]的特殊作用。在当时，宣传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是要形成革命的舆论以动员人民起来斗争，粉碎敌方的舆论和瓦解敌方的军心，发挥“笔杆子”的独特作用。“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是毛泽东在战争时期的重要舆论观。

红军长征结束，延安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延安时期党的新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对新闻工作党性原则进行了明确阐述，提出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著名主张，在解决学风和文风问题方面有诸多学术贡献和实际贡献，阐明了党报与党的关系，对新闻基本问题进行了具有学理性价值的探讨，达到了相当的高度。[10]毛泽东指出，坚持党性原则是打赢舆论战的政治保障，“只有在中央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才能在现代的宣传战中，战胜我们的敌人。”[11]这是舆论观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上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著名主张，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舆论观，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是表明党的舆论工作达到相当高度的一次谈话。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国统区的舆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在解放战争期间，有过毛泽东发动舆论攻势、不战而胜的经典案例。据有关史料记载：1947年11月，毛泽东和党中央进驻西柏坡后，蒋介石趁我主力不在，令傅作义派骑兵偷袭石家庄。在获悉敌人计划后，毛泽东在5天内连写3篇新闻稿，与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舆论战。25日新华社播发了他写的第一篇新闻稿《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把敌人的行军路线、作战部署和企图等说得一清二楚，使蒋介石的阴谋大白于天下；为了迷惑敌人，他又撰写了第二篇新华社广播稿，警告蒋介石、傅作义：“你们来吧，解放区人民布下了天罗地网，管叫你们有来无回”；29日撰写了第三篇新闻稿，指出傅作义派兵偷袭石家庄、北平守备空虚的严重后果。听到广播后，蒋介石急令傅作义撤兵。[12]这是毛泽东通过强有力的对敌舆论斗争，在军事上不战而退敌、不战而胜之的成功案例。

他把由“笔杆子”形成的舆论的作用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全国解放前夕，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说：“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摩擦。因此，新闻工作的影响是很大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就很好；做得不好，就要受历史的处罚。”[13]这段论述中所说办得好的报纸发挥的作用，其实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导向正确的舆论发挥的作用；办得不好的报纸存在的各种危危害。刘少奇的论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的建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成了代表人民执政的政党。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经济需要复苏和发展；面对敌对势力进行的舆论渗透和旧中国留存下来的陈旧的思想观念，在思想战线上维护新生政权的任务既繁重又艰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在舆论领域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

（一）毛泽东提出“舆论既一律又不一律”

1955年，毛泽东在《驳“舆论一律”》一文中提出“舆论既一律又不一律”这一充分体现了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命题。所谓“舆论一律”，“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14]“舆论既一律又不一律”，达到了辩证统一。为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舆论问题上确实需要实行“既一律又不一律”的基本方略。其前提是对人民和人民的敌对分子加以区分。给予前者以言论自由即“舆论不一律”的权利，而对敌对分子则不给他们发表意见的自由即实行“舆论一律”。“舆论既一律又不一律”堪称经典名言，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二）八大确定舆论基调及人民日报改版

至1955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5月28日，刘少奇在《对新华社工作的谈话》中说：“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15]是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作出了如下判断：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6]这是一个合乎实际的政治判断。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改版。1956年7月1日发表的改版社论《致读者》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17]改版一个月，中共中央于8月1日批转了人民日报社给中央的改版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18]这是充分尊重人民的意见的舆论观。

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李德生等领导干部说：“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来，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的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19]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成功地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舆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20]这是在开阔的视野内对世界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出了真理性和经典性。但当时对阶级斗争情势的判断已露扩大化倾向。上述经典名言被用到了阶级斗争日趋扩大化的政治语境之中，成为后来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铺垫和理论前因，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三）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经历的曲折

十年“文革”，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很大的曲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21]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中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党内外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22]认识“文革”中的舆论状况和中国共产党舆论观遭遇的曲折，须以上述《决议》和《讲话》为依据。

在十年内乱中，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的正确的舆论观被破坏，合乎社会发展方向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党的舆论工作传统被颠覆，新闻媒体被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用来制造体现其篡党夺权野心的舆论，形成的新闻舆论与社会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心声根本对立，与社会公众舆论逆向而行。在这样一场灾难深重的内乱中，中国共产党正确的舆论观受到抵制和毁损，新闻舆论由于被“四人帮”操纵，致使公众舆论被严重扭曲。整个“文革”期间，是中国共产党舆论观遭受破坏和出现曲折的一个特殊时段。

在历史转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发挥了形成厘清人们思想认识的重要舆论作用，为此后的历史转折进行了思想理论方面的准备。1978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由此开始，社会舆论的基调是实现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各个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启动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社会工程。

（一）邓小平的舆论观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讲到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引起波澜的事例。他说：“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很重要的，也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最近在有些问题的宣传上，确有考虑不周和片面性的地方，使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一些困难。举例来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9月17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10月22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23]报纸的舆论影响不可低估；各种新闻媒体形成的舆论合力，影响更是不可低估。邓小平的上述精辟见解，不仅是十分深刻的，而且是令人信服和富于启发性的。

1980年1月16日，面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24]的重要观点。“思想上的中心”是舆论阵地，对社会舆论无疑有着指导和引领作用。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则是新闻舆论工作和整个思想战线的根本遵循。

（二）胡耀邦对存在偏颇的舆论进行匡正

1983年8月30日，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全国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就业的先进代表座谈时，发表了关于《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胡耀邦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25]这表明胡耀邦注意到了社会舆论中所包含的一种存在偏颇的倾向，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纠正存在偏颇的舆论，是一项有着很大难度然而又必须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

（三）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再得到强调

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中，一向就包含着舆论监督观。体现舆论监督本质的批评报道，在党掌握的报刊上历来就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代表人民执政的政党。早在1950年，中共中央就下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观的重要文件。它要求“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26]一类宗旨相同的批评性新闻作品被称为批评报道。1987年，舆论监督这一重要概念首次见于党的十三大报告；后来在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中，舆论监督都占有重要位置，舆论监督成为社会监督体系中必不可少的监督。舆论监督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中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和新闻舆论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论述中强调建设性的舆论监督。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观的创新发展。

（四）中国共产党舆论观的系统性理论构建

从党的历史来看，对舆论工作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是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于1989年11月28日在中宣部举办的省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所作的讲话中，首次谈到“舆论导向”的问题：“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27]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舆论导向”的重大命题，在构建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舆论观的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所作题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就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实行的方针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了论述。

中国共产党系统性的舆论观包括如下内容：（1）“导向”论。提出时的情形已如前述。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28]对导向正误形成的不同结果进行的对比，具有很强的震撼力。1996年9月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29]这是著名的“福祸”论。（2）“引导”论。1994年，江泽民要求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30]舆论引导有别于硬性的舆论干预、舆论灌输和舆论管控，是用柔性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舆论使之被有效引导之果。（3）“标准”论。江泽民提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要造成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31]符合上述要求的舆论，是导向正确的舆论。导向正确并非空洞概念，而是可检验的。（4）“艺术”论。江泽民有针对性地指出：“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讲求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努力使自己的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使广大读者喜闻乐见。”[32]舆论引导是一门艺术。如果用于进行舆论引导的内容和方式不能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那么引导注定就是失败的。

中国共产党形成系统性的舆论观，背景是：其一，在1989年春夏之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一部分新闻媒体出现了舆论导向错误，致使整个社会舆论的大格局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经过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重大命题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其二，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以后，党的十四大确定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成为新的经济体制。这一经济社会的重大变动，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前所未有的变化（此前人们感到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引发了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化，而且引发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舆论格局的深层次变化。其三，中国于1994年接入互联网。在20多年时间中，网民数量由最初的几百万发展到今天的9.4亿。[33]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互联网及随后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也在深层次上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舆论格局。其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于2001年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这表明，中国将在更高层次上接受发达国家的经济辐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思想文化的辐射。这些，都会在舆论场域中有所反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需要与时俱进，并且进行体系化构建。

胡锦涛对于中国共产党舆论观发展所作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提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34]而在此之前，“人”这一重要存在常被忽视。“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位，成为党的十六大以后党的执政理念的核心部分，被贯彻到与舆论相关的工作中。胡锦涛说：“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35]将“以人为本”引入党的执政理念是一大创新，将此引入宣传思想工作同样是创新发展。新闻宣传被要求“以人为本”，这有效地提升了它的层次和效果。

二是要求“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36]在这之前，李瑞环在题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新闻工作更加符合新闻的党性原则，更好地遵循新闻的规律，发挥现代化舆论工具的功能，发挥新闻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37]他首提“遵循新闻的规律”的意义非同一般。但“更好地遵循新闻的规律”的目的要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新闻改革来实现，这说明在新闻宣传中无视或者违背“新闻的规律”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新闻的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并不是可完全等同的概念。“新闻的规律”主要涵盖新闻产品的生产，而新闻传播规律则不仅涵盖新闻生产、而且涵盖新闻传播，是在新闻传播整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律。胡锦涛是提出“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首位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认知已达到自觉境界。

三是指明要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他要求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38]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党的执政能力的结构体系中，也就包括了善待、善用和善管新闻媒体的能力及舆论引导的能力。要求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这本身是一种创造。

四是肯定并使用“新闻价值”这一概念。使用“新闻价值”这一概念，并以新闻价值理论助推新闻舆论引导，有利于提高新闻舆论引导的质量和水平。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规定：“按照从工作需要出发，注重新闻价值和社会效果”，[39]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在党中央文件中很罕见地肯定性地使用了“新闻价值”这一称谓。新闻价值是西方新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新闻价值理论是西方新闻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有着吸纳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有价值成分以改进新闻舆论工作的宽广胸怀。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当下的中国，正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撸起袖子加油干”。全党全国人民正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由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构成的社会主要矛盾现实存在。随着互联网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深度介入新闻传播实践，社会舆论场变得更加复杂，互联网成为最大变量。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负面因素客观存在。而在国际范围内，西方某些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变本加厉。国内的舆论格局与世界的舆论格局紧密相连。在这种情况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化，不断创新、发展舆论观。其论述体现了系统化、系列化、创新化的显著特点。

（一）提出“五个事关”论

在2016年2月19日举行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40]论述中涉及的任何一个“事关”，都有着千钧之重；而“五个事关”，则把新闻舆论工作摆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作这样的论述，完全符合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而论，“文革”中的情况提供了反面的案例。十年动乱期间，新闻媒体被“四人帮”控制，新闻舆论违背党和人民的意志，制造了思想混乱，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与社会秩序。错误的新闻舆论加剧了内乱，内乱使经济基础几近崩溃，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可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确实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二）提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论

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而舆论导向是需要引领的，离不开高举旗帜对导向进行的引领。能担当旗帜重任的，是涵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样的旗帜为人们提供了正确和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一种很高、很强的思想力量。它使舆论导向始终保持正确获得了最强有力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高屋建瓴的提法是前所未有的。

（三）提出“大舆论场”论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过：“随着新媒体快速发展，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构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更具有自发性、突发性、公开性、多元性、冲突性、匿名性、无界性、难控性等特点。”[41]“大舆论场”，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主要有：其形态、情形日趋复杂，复杂程度非以往可比，集中表现为具有上述八个特点。其中的无界性此前还很少有人提及，然而却是一种客观存在。多元性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突发性、冲突性、难控性紧密相连。网络舆论常常似无前兆，但会突如其来迸发（其实有规律可循）。网络舆论空间中常包含各种舆论之间的尖锐冲突，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互不相让。对网络舆论，现在已是越来越难以控制。公开性和匿名性看似矛盾，其实未必。公开性指的是意见，意见上了网无异于公开发表；匿名性指的是网民的身份信息。对某一网民的身份信息，其他网民并不知悉，而且此网民在发帖子时完全可以用昵称（把真名实姓遮蔽起来）。众所周知，人们在匿名发表意见时不会像用实名发表意见那样有种种顾忌。这是网络舆论和舆情复杂性陡增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国际国内、线上线下、虚拟现实、体制外体制内等界限愈益模糊，也是大舆论场中舆论舆情越来越复杂化的重要原因。综上，“大舆论场”的提出，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当今社会舆论场域的复杂性，更深入地思考大舆论场中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问题。

（四）提出导向“全覆盖”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说：“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42]在越来越复杂的大舆论场中，公众的属于舆论层面的意见和属于舆情层面的情绪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信息，形成了意见流、情绪流和信息流，在大舆论场中不停地流动。舆论场域中不存在“隔离墙”。新媒体如果讲导向讲得不好，会对传统媒体讲导向构成冲击，从而会影响到舆论格局中正面舆论的“版图”和信度。同一媒体的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娱乐类和社会类新闻及国际新闻报道，讲导向讲得不好，会影响该媒体的整体形象及舆论引导和新闻传播实际效果。讲导向须实现全面覆盖，不能存有任何空缺、空白。

（五）提出舆论引导“时度效”论

李瑞环在1989年11月这样论述过正面宣传的时效问题：“新闻姓新。要新就要讲时效。慢三拍，时过境迁，就没有新闻可言了。特别在当今社会，传播工具、通讯手段日益现代化，情况瞬息万变，我们又处在一个开放的条件下，信息四通八达，竞争日趋激烈。新闻的战斗性、吸引力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递的速度。一些重大事情和突发事件，如果我们在报道上动作迟缓，往往陷于极大的被动”，“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掌握新闻报道的时机”。[43]他关于新闻时效和时机的论述，说得相当在理和到位。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44]“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一门科学，必须按照规律办事。时度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标尺。不管是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成就宣传，还是突发事件报道、热点引导、舆论监督，都要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45]将两段论述综合起来领会，可知“时、度、效”既是舆论引导中的应循路径，又应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尺；既适合于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成就宣传这样的正面题材报道，也适合于突发事件这一类负面信息较多的报道，还适合于热点引导、舆论监督等类特别引人关注的报道。舆论引导“把握好时度效”，指明了所要把握好的三个维度：“时”（时间维度）、“度”（程度维度）、“效”（效果维度）。这是一种全新的表述。在时间这一维度上，不仅要把握时效（不能因磨磨蹭蹭而丢失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及时机（也不能因丧失时效而坐失舆论引导的良机），而且还要考虑时宜（即舆论引导的时间适宜性）。在程度这一维度上，涉及投入的力量大小、提供的版面（时段）多少、出现的频次疏密、给予的评价高低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大与小、多与少、疏与密、高与低失当，就会给舆论引导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在效度这一维度上，关键在于体现有效传抵（传抵传播对象和引导对象），传抵以后被认可和接受（被传播对象和引导对象认可和接受，表明他们受到了舆论引导积极的和正面的影响，这才是有效度的体现）。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并列的，而是“时”和“度”为“效”服务。

（六）提出“好的舆论和不好的舆论”论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46]“好的舆论”（导向正确的舆论）和“不好的舆论”（导向错误的舆论），代表了舆论的两种不同方向及其对社会、对人民发生的不同影响。“好的舆论”能给人民带来福祉，“不好的舆论”会使人民招致灾祸。习近平总书记用一系列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两类舆论所影响的各个方面。两者带来的结果有着天壤之别。避免“不好的舆论”发生，确保“好的舆论”形成、壮大和切实发挥作用，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稍有懈怠的一项工作。

（七）提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论

“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三个地带。第一个是红色地带，主要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构成的，这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决不能丢了。第二个是黑色地带，主要是网上和社会上一些负面言论构成的，还包括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这不是主流，但其影响不可低估。第三个是灰色地带，处于红色地带和黑色地带之间。对不同地带，要采取不同策略。对红色地带，要巩固和拓展，不断扩大其社会影响。对黑色地带，要勇于进入，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斗，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对灰色地带，要大规模开展工作，加快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防止其向黑色地带蜕变。”[47]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舆论场域的三个地带及其构成作了以上论述，对社会舆论的现实状况做出了富于真理性的阐释，兼备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舆论场域中红色地带的中坚是主流媒体和网上正面力量。对于这样的主阵地，应坚守而不能丢失，这需要有自觉的担当、可行的举措并且能付诸行动。在黑色地带，负面言论充斥，网络是其寄生空间。不可忽视的是各种敌对势力制造的舆论混杂其中。这就使得黑色地带的舆论具有相当的复杂性。为使黑色地带的舆论逐渐变成红色，须勇于进入其中，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去进行斗争，而不是畏畏缩缩，也不是不入其内。这是进行网络舆论斗争的真谛之所在。灰色地带是红色地带的舆论和黑色地带的舆论争夺的对象。要通过艰苦而有效的舆论工作，使舆论的灰色地带不断缩小并向红色地带转化。以上论述，既有战略的高度，又有可操作性，富于现实指导意义。

（八）提出新闻舆论传播“四力”论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先进信息技术发展迅猛，社会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趋向。这就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8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48]关于“四力”，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做过论述，此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曾有过表述。传播力涉及新闻作品的生产能力和将作品传抵公众的传通能力（与内容与形式都有关系）；引导力是传播主体引导舆论舆情并对公众心理和精神层面巧妙引导的能力；影响力则为传播和引导对公众发生正向作用的能力；公信力系前三种力之基，甚至是前置性条件。在前三种力中，正向影响力为最高目标追求；公信力则是其他三种力的支撑性因素。

（九）提出“同心圆”论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什么是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49]网上网下形成同心圆，这是一种既形象又贴切的说法。社会舆论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圆”，这很正常；要通过导向正确的舆论引导，将形形色色的“圆”引导成为具有相同圆心的“同心圆”。“圆心”是公众思想、认识、精神的凝聚中心，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形成“同心圆”，也即全社会围绕圆心，凝心聚力、形成共识、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终成大业。

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100年是成就辉煌的100年。中国共产党100年间的舆论观，虽经历过曲折，但总的说来是与历史发展方向相符合、与人民利益相一致、与时代要求相吻合的，除特殊时段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引领人民群众投身于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及凝心聚力、众志成城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的舆论观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